《纽约时报》曾做过一份调查报告，引用了NSF（美国国家卫生基金会）和人口普查局的数据，其中关于软件工程师的职业生涯的数据令人惊讶：
程序员
大学毕业 6 年后，57% 的计算机毕业生作为程序员在工作；15 年后，34% 作为程序员在工作；20 年后，他们已经步入 40 岁，这个数字下降到了 19%。
而对于中国大多数程序员而言，尽管还没到40岁，但刚刚过去的2017年已经让他们感到危机四伏。前有WePhone 开发者苏享茂“被骗婚”，后有中兴70 后程序员欧建新“被离职”。时隔三个月发生的两起自杀事件，让人们第一次意识到，原来一直顶着“高薪”光环的程序员，其实也是容易被忽视的“弱势群体”。
一个行业可能兴盛，也可能衰落。程序员这个曾经令人艳羡的职业今天尚且面临如此境遇，那些在高速运转的时代更迭中光环不再的行业，还好吗？
42岁的程序员欧建新死了。几天后，他的名字和照片出现在百度百科上。看其简历，可谓顺风顺水——北航毕业，南开硕士，华为八年，中兴六年。最后一句则注明，“2017年12月10日上午，在中兴通讯大楼坠亡”。
欧建新与家人的合照
根据其妻随后在网贴中的表述，欧建新疑似牵涉到了公司的结构调整，面临被辞退的危机。12月1日，先是有领导找他谈话，期间流露出了劝退的意思；之后的几天，公司人事部门又找到欧建新沟通，谈了N+1补偿方案；12月7日，部门负责人再次找他谈了股份转让的事情。最后一次离开家门时，欧建新对妻子说，“我们公司有内部矛盾，我很可能成为牺牲品”。几个小时后，后者接到了丈夫坠亡的消息。
“我特别理解他的绝望”同是程序员的宁晓峰像是从欧建新身上看到了自己的影子，“人到中年本就力不从心，生活又在不断地给你施加各种压力，被辞退只是压倒他的最后一根稻草而已。”
“和小鲜肉竞争，会死的”
宁晓峰是有“大龄恐惧症”的，在他看来，这甚至是程序员们的“通病”。
34岁的宁晓峰已经做了十多年Java开发。
“刚毕业那几年，工资从三千起步，每年在学新知识，工资相应地增长。这个阶段大家都很自信，总觉得‘这时候不拼什么时候拼’。”在宁晓峰记忆中，自己在“30岁的时候感到了不安，但无力挣扎。35岁之后估计就是彻底的咸鱼状态了。”2015年，宁晓峰想要换工作，首次被猎头“鄙视”，“年纪太大，不能应付加班的人，我们公司不需要了”。
在硅谷，年龄歧视早已是公开的秘密。据Business Insider调查，年过50岁的科技行业人士中，几乎所有的受访者都表示自己满50岁后曾遭遇过年龄歧视；美国劳工普查分析统计局数据则显示，技术工人在20-30岁左右时薪资水平会急剧增加，到了40岁后，增速会放缓，年龄和薪水开始呈反比；而根据Intel去年公布的裁员数据，裁掉员工中有近八成超过40岁，其被裁几率是40岁以下员工的2.5倍。
国内招聘网站拉勾网2017年11月份发布的调查结果显示，国内科技公司员工更敏感地体会到职场年龄歧视的存在，只有10.6%的受访者相信公司不会抛弃年纪大的员工，52%的受访者认为年龄越大，换工作的压力越大，而国内科技行业的警戒线为35岁——比硅谷的40岁更低。
“程序员真的干到 35 岁就干不动了吗？”知乎上，有人发问。截至2017年12月24日，该问题已被浏览两百余万次。
刚满40岁的网友“钢的琴”发现，现在做编程，脑力明显跟不上了，“以前我可以连续通宵编程一周，每天只睡4个小时，或者完全不睡觉72小时编程。现在如果熬一个通宵的话，后面3天都缓不过来。”
10月23日，网易给程序员们发福利——公司旗下的成人情趣品牌“春风”牌安全套。
而加班，无疑是程序员们生活的常态。近日，互联网理财平台挖财和外卖平台饿了么联合发布了《互联网从业者生活品质报告》（以下简称“报告”），报告显示，每天工作时间在10小时以上的程序员占了50%。
宁晓峰记得，2010年，他在上海柯达上班，公司隔壁就是华为。员工中间流传着一个笑话：晚上八点，柯达的最后一个员工走出公司，嚷嚷着“今天加班累死了”；九点，从华为出来的员工开心地大叫，“哈哈，今天我第一个下班”。
“所以柯达倒闭了，华为越混越好。”宁晓峰有些自嘲。
即便在“越混越好”的华为，中年程序员的日子也并非高枕无忧。有媒体报道，2017年初，华为中国区开始集中清理34岁以上的交付工程维护人员，研发部门开始清退40岁以上的程序员。
“我们老一代程序员，都讲究设计模式、代码质量。”宁晓峰透露，他们目前接手的项目中，长久一点的，已经陆续维护了十几年。而新一代公司则讲究一个“快”字，3个月做出来的东西不好，大不了重做一个。“我们可能设计个框架要用1年，人家3个月都开始运营了。你让一个维护老项目20年的程序员出来和‘小鲜肉’竞争，会死的。”
在于先生眼里，工作在一线的35岁程序员和25岁的相比，没有任何优势。于先生29岁，带着一个十多人的小团队做软件开发。“我们现在招人，超过30岁的，简历都不看。因为我们招的就是一线干活的。我不需要那么大年龄，年轻人有的是。”
“40岁以上的人，对收入的预期会更高，但实际竞争力却大大下降。”一位有着8年人力资源经验的猎头曾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也因此，他们不得不在这些人身上打上“残余价值不大”的冰冷标签。
2017年9月11日，雷军在发布会上脚踏小白鞋，自嘲自己是敲坏多个键盘的程序员
夕阳产业里的中年危机
“覆巢之下，焉有完卵”，知乎上，有人认为，欧建新的死和其所属行业不无关系，“正是因为一个行业不行了，你才哪怕哀求都希望能留在公司，因为你知道你出去就没有别的地方可去，而你上有老下有小，才会绝望到走上绝路”。
“从供给端和需求端看，中国经济近年来高速增长的重要原因之一在于技术红利，”上海金融与法律研究院的研究员刘远举分析，而技术红利的减弱，最先出现的行业也是IT、通讯、互联网行业，并将逐渐从这些行业向其他行业扩散。
韦元晓对此感受颇深。从华为高级软件工程师到爱立信首席系统架构师，再到某科技公司CTO（首席技术官），他经历过两次行业发展的巅峰。
第一次巅峰出现在移动通信刚刚兴起的2000年，“那是程序员最骄傲的时期，到处都在挖。”曾经，在一天之内，韦元晓就接到了两个华为面试的邀请——早上刚敲定一个部门，晚上又有另一个部门打来电话。甚至在他入职华为后，还会不断收到新的面试邀请。
2015年6月24日，北京，某公司的程序员们在商量代码。
通信行业带给韦元晓的“荣誉感”一直持续到2013年。
彼时，韦元晓接到了来自互联网公司的电话，对方开出双倍工资企图“挖”他。“你知道多恐怖吗？他找到了我这个人，找到了我的座机电话，打进来直接说挖人，就这么‘变态’。”
韦元晓没有跳槽，但他意识到了另一个行业中可能出现的巅峰。两年后，他离开爱立信，开始在互联网行业创业。
“你们享受了行业上升期带来的各种红利，就要为行业下行期的阵痛做好准备。”知乎网友“克里斯蒂娜酱”认为，当一个行业的人力供给大于人力需求的时候，是没有万全的解决方案的，要么牺牲老人，要么牺牲年轻人（冻结应届编制）。而对程序员们来说，大的技术发展趋势是有门槛的。“到了三四十岁，拖家带口了才学新技术，学习能力和精力已经难以跟上技术的更新换代。”于先生认为。
同样从通信行业转入互联网公司的还有粘一龙。研究生毕业后，他先是去了IBM公司。
“刚上大学时，觉得通信还可以。到研究生毕业时，师兄师姐们都告诉我们不要去（通信行业）。”当时，系里甚至一度流传着“中国移动10年没涨薪”的说法。最终，大多数同学转投了互联网的怀抱，“华为还不错，爱立信之类的是备选，能去BAT的都不会选通信”。
而随着“互联网进入下半场”的言论层出不穷，谁也不知道，自己会不会是下一个被辞退的“欧建新”。
“昨天还在看别人的惨剧，冷不丁哪天自己就迎头撞上了中年危机。”宁晓峰感叹。
2017年10月11日，杭州，在云栖大会现场各个角落，随处可见席地而坐的程序员们。
“把把都all in，注定要输个血本无归”
“他们大多出生于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从小到大，不论接受的教育还是成长的经历都有一个共同特点，那就是目标单一。”职业规划师赵晓璃在分析欧建新死因时表示，与此同时，竞争维度的单一形成了无形的屏障，将他们与外界隔绝开来。
而由于工作性质等关系，程序员则更像是生活在一个“真空环境”。
“技术做得好，跟人情世故是相悖的。”粘一龙很有感触，“这个职业每天和机器打交道，像孤岛一样。在中国这样的人情社会里，等到有需要的时候，你完全找不到对应的关系。
“钢的琴”则发现，这个行业里，多的是“凤凰男”——家境拮据，辛苦求学，被名牌大学录取，毕业又赶上通讯行业大发展，被华为中兴这样的大公司收入麾下。
实际上，很难找到具体数据佐证“凤凰男”和程序员之间的必然联系。但自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的口号，确实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部分人走上了程序员的道路。
“只有学好数理化，才能考好大学，学理工，找好工作，挣高工资，买大房子，这就是中国人的中国梦，信奉这个中国梦的一定包括1975年生于湖南农村的欧建新。”在知乎拥有18万粉丝的“霍老爷”对此深信不疑。
小时候，不断有人告诉欧建新们该如何做选择，但等到他们步入中年，竞争力下降、被企业“抛弃”之后，却没人能告诉他们，余下的日子该怎么度过。
“中国实际从未经历过一代程序员变老的情况。”韦元晓透露，中国的第一批程序员现在才四十多岁，到了这个年纪之后该怎么做，大家是没有经验可以参考的，所以才会充满惶恐和焦虑，“大家好像都不太能接受老了还做程序员。”
2017年6月29日，浙江省杭州市。一位程序员在车间写代码，处理工作
尽管遭遇行业衰退等变故，但从薪资水平来看，程序员仍然有资本跻身中产。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2016年，IT业平均工资水平首次超过金融业，在各行业门类中踞首位。
宁晓峰则表示，在北上广，即使是作为高收入群体，程序员们面临的压力并不小。他曾经的一个同事，三十多岁，妻子是全职妈妈。“他自己一个人咬牙撑着几千块的房贷、几千块的车贷，天天还得纠结着孩子将来几千块的幼儿园学费。”
在赵晓璃看来，这样的家庭结构无疑存在极大的风险，“一旦丈夫的工作出现了闪失，整个家庭的经济会瞬间坍塌。”
宁晓峰也劝过同事，这样的风险太大了。万一忽然失业，找不到工作，每个月一万五千多的贷款要怎么还？每到这时，对方总是唉声叹气，说真的没办法，只能拼命挣钱，“今年一个月挣两万，明年一个月挣三万。不保持这个进度，生活是维持不下去的。”
“你说让我怎么劝？”宁晓峰也挺无奈，“这就跟打德州扑克一样，你要是把把都all in，注定要输个血本无归”。
2016年10月29日，由武汉光谷社区和闪达科技联合主办的2016武汉黑客马拉松
趁早做好应对风险的准备
“欧建新这样的职场精英，不过是披着让人艳羡的外衣，掀开之后就会发现，虽然他们通过努力摆脱了底层劳苦，但依旧会面临整体阶层下沉的危险，一不留神就会被时代无情地抛弃。”赵晓璃认为，要想彻底解决这个问题，要么勇敢地打破这种to B 的模式，要么在这份模式的基础上，开创“自我雇佣”——走出去，找到自己的C（客户）。
韦元晓庆幸自己趁早离开了通讯行业。如今，他的公司已经开始盈利，自己再不用担心会被人辞退了。
在韦元晓看来，中年程序员虽然会存在一些不好找工作的情况，但是身上仍有许多年轻人无法取代的优势，比如对全局的把控能力、沟通能力等。“这种人还是有价值的，关键是要合适的地方在使用他。比如让他做一个CTO，把一个团队带起来，把一个产品做起来。因为他有这个积淀，刚毕业的学生是做不来这些的。”
而要想打破“中年危机”的魔咒，则需要在很年轻的时候就规划好自己的一生。
“如果能保持不断学习的状态，跟着社会潮流走，至少不会过得太差。”韦元晓对《Vista看天下政商智库》记者分析，同时，还需要趁早做好理财规划，让自己的钱赶上通货膨胀的速度。最好再购买一定量的保险，即便某天自己出了意外，家里人也不会因此承受太大的经济压力。
艾米也认同早做规划的说法。此前，她曾担任过腾讯的安卓工程师和项目经理，现在是一家私募基金的投资经理。在她看来，程序员这项工作本身技能比较单一，尤其在大公司分工较细的情况下，每个人工作的可替代性极强。同时，其收入来源也相对单一，如果在金融或者理财方面没有及早做统筹规划的话，越到职业生涯后期，风险越高，“你必须对未来去做更充分的筹备，去应对之后的一些黑天鹅（指难以预测且不寻常的事件，通常会引起市场连锁负面反应甚至颠覆）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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