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经有人才机构发布报告，在北上广深等一线城市中，北上深的同岗位白领薪酬高于广州白领，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北上深房价带来的居住生活成本偏高，企业必须用更高薪资来吸引和留住员工。
当企业在土地、员工等各项成本开支达到某个临界点，就会考虑产业、人员等重新配置，这也符合一般的经济规律。
有消息称，7月1日，华为研发等部门正式搬迁，7月2日，将有2700人从深圳到东莞松山湖溪流坡村上班，针对搬迁事项，华为相关人士表示，今年4月4日，深圳市政府和华为技术有限公司签署“扎根深圳，展望未来”合作协议便已表明华为会留在深圳，不会搬迁。
无论华为表态如何，其部分业务和员工外迁，确实是事实。而对于深圳而言，面临此类挑战也绝非今日了。去年7月就有媒体报道，截至2016年，有超过1.5万家企业迁出深圳，其中不乏深圳本土明星企业，如2014年某知名科技公司就被报道将生产基地迁往河源。
回顾起来，其实深圳也早已经历过多轮的企业外迁。从早期部分“三来一补”企业转移到东莞等周边城市，到富士康等制造加工业巨头向郑州、贵州等劳动力和土地成本更低的省市迁徙，再到近两年来包括华为在内为代表的高科技企业，将部分产业链转至东莞、河源等地，企业外迁潮从未停息。
但相比于之前深圳主动推行的产业转型升级，倒逼部分低端产业离开，从而腾出土地等宝贵资源，如今的华为部分部门搬迁，则可能有更为深层的经济原因。
就华为来说，作为业务、人员等仍处于高速发展期的特大型高新企业，在研发、生产基地上所需土地量很大，这也是之前任正非所指“深圳房地产太多了，没有大块的工业用地了”，华为必须为企业发展寻找新的发展空间，迁出部分业务也在情理之中。
而更为重要的因素，则可能与深圳近年来土地、人员成本节节攀升有着密切关联。事实上，前者在某种程度上也会决定后者。毕竟，人才选择某个地区就业，必须考量综合成本，居住生活成本过高，也就影响着人才在求职过程中对于薪酬福利的期望值。
曾经有人才机构发布报告，在北上广深等一线城市中，北上深的同岗位白领薪酬高于广州白领，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北上深房价带来的居住生活成本偏高，企业必须用更高薪资来吸引和留住员工。
这也意味着，当企业在土地、员工等各项成本开支达到某个临界点，就会考虑产业、人员等重新配置，这也符合一般的经济规律。比如，企业将制造生产等对土地要素需求更旺盛的环节梯度转移到其他低成本区域，毕竟那里有更低廉以及更大量的土地供应，还有一系列优惠政策。出于获得更低成本的目标，企业还会鼓励部分注重生活成本而不是品质要求的研发员工，也向此类地区转移。而相对更贴近市场一线的部门，如营销等部门留在一线城市。
华为等大企业如此，中小高新创业型企业更是如此。以往，北上广深具有二三线城市无法比拟的优势，比如环境、政策优势，以及各类资源要素集中优势。但随着国家在中西部开发上的政策引导和投入，部分二线城市崛起，在以上方面抓紧追赶，逐渐缩小了与一线城市的差距。这其中，二线城市或者说“新一线城市”通过包括户籍政策改革在内的种种方式，不断加大人才引进力度，随之带来了一大批中小创业型企业。
因此，这也是如今一些一线或二线城市面临的共同挑战。未来，这些面临压力的城市是否要出台更强有力的举措，这有待于主政者的回应和行动。不过，经济的规律是很清楚的，未来为这些优质的企业提供更为优质的环境，也是大势所趋。
